資治通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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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治通鑑》，是北宋司馬光所主编的一本長篇編年體史書。它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在中國史書中有極重要的地位。資治通鑑是繼《春秋》後的一部以編年體的史學巨著，司馬光自幼好讀《左氏春秋》，喜歡編輯舊事以成編。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年）呈《曆年圖》五卷，治平三年（1066年），又呈《通志》八卷，作品涵蓋周、秦二朝，當時的皇帝宋英宗看了很滿意，於是下令在崇文院內設置書局，供給笔墨、缯帛、費用、餐點、果物等服務，要他繼續寫下去，並准許他借閱皇家龍圖閣、天章阁、昭文馆、史馆、集贤院、秘阁的藏書。於是司馬光就在洛陽編修資治通鑑，居家極其簡陋，夏天悶熱難堪，汗水常滴在草稿上，請匠人另闢一地下室。

《資治通鑑》全書共294卷，書中記載的歷史由公元前403年，也就是周威烈王23年寫起，一直到公元959年，五代的后周世宗顯德6年征淮南為止。是司馬光以為君親政，賢明之道為出發點所編寫成的一本巨著，所謂「刪削冗長，舉撮機要，專取國家盛衰，繫生民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為編年一書，使先後有倫，精粗不雜。」。在橫跨中國16個朝代，一共1362年的歷史中，詳近略遠，隋唐五代371年，佔全書40%，史料價值最高。很明顯的他多次著墨在其中的賢明政治時期，如文景之治，貞觀之治等。《資治通鑑》於敘事之後，皆有附論，共186篇。其中“臣光曰”有102篇，其餘84篇是各家評論，裴子野的論佔了10篇，司馬遷的論只有一篇。

此書引起司馬光之後許多史學家的醒思，史學家面臨改朝換代，君臣異位的尷尬時期時，往往以資治通鑑的撰寫精神為原則，強調君臣處理事情與一般人處理事情有所不同與學習思考。這一個特點由書名也可看出，「資治」兩字意謂著幫助。「通」則意謂著博通古今，「鑑」則有引為借鏡之意。書名为宋神宗所定，取意“有鑑于往事，以资于治道”。

此書雖有不少司馬光自己的意見以「臣光曰」出現，但並非司馬光一人完成，據資料記載，他邀請了劉攽、劉恕、范祖禹成為助手，這些人都是當時著名史家，可謂一時之選。其中劉攽負責兩漢史，范祖禹負責唐代及五代史，魏晉南北朝歸劉恕，司馬光的兒子司馬康也加入一起編修《資治通鑑》，負責檢訂文字。此外，又出版了《資治通鑑考異》與《資治通鑑目錄》來替這本巨著做說明。

《資治通鑑》編修工作艱鉅，先由助手搜集資料和編寫初稿，然後由司馬光綜合全書，再由司馬康檢訂文字。首先，在資料搜集方面，單是正史有十七種，參考的野史，譜錄，別集，碑誌等雜史有三百多種，加上龍圖閣等藏書，可以想見當時資料之豐富。《資治通鑑》在撰寫前先由天文學家劉羲叟編訂正確年曆，作為全書的骨幹，首先把史料摘錄下來，按年代順序，編成「叢目」。如果發現彙集的史料互有出入，便要進行考異工作。司馬光一生不寫草字，《資治通鑑》草稿全部以正楷寫成，史載：“張新甫見洛陽有資治通鑑草稿，盈兩屋。”

司馬光撰《資治通鑑》，重視戰爭之描寫，如對戰國時代孫臏與龐涓的“馬陵之戰”，東漢末年曹操與袁紹 “官渡之戰”，三國時代曹魏與蜀、吳的“赤壁之戰”，東晉謝玄與苻堅的“淝水之戰”，皆詳細生動，如歷其境。司馬光留意軍事，嚴夷夏之防，目的用以積極態度抵禦外侮。

另外《資治通鑑》不書奇節，對往昔史料上所載奇節偉行而超乎常情者，如“商山四皓”羽翼儲君，屈原自沉汨羅江，嚴光足加光武帝腹諸事，悉闕而不錄。司馬光思想保守，主張政簡刑輕、輕徭薄賦，對於一切急進改革，均予以否定，詆毀商鞅變法，盛讚曹參謹尊蕭何律。溫公非議變法，不滿王安石之新政，他請求出任西京御史臺，退居洛陽十五年（1069—1084），以書局自隨，繼續編纂《資治通鑑》；哲宗元祐元年（1086），在司馬光重新執政之後，盡廢新法。

《資治通鑑》寫作時間據資料記載一共花了19年，從宋英宗治平二年（西元1065年）開始一直到宋神宗元豐七年（西元1084年）才完成，書成之後，只有他的朋友王勝之看過一遍，其他的人只翻一頁，就哈欠連連，欠伸思睡。此書完成後两年，司馬光逝世。

[编辑] 内容

《周纪》，五卷。
《秦纪》，三卷。《周紀》與《秦紀》原為《通志》八卷。
《汉纪》，六十卷。
《魏纪》，十卷。
《晋纪》，四十卷。
《宋纪》，十六卷。
《齐纪》，十卷。
《梁纪》，二十二卷。
《陈纪》，十卷。北朝的北魏、北齊、北周無紀。
《隋纪》，八卷。
《唐纪》，最多，凡八十一卷。
《后梁纪》，六卷。
《后唐纪》，八卷。
《后晋纪》，六卷。
《后汉纪》，四卷。
《后周纪》，五卷。五代有紀，而十國無紀。

[编辑] 影响

司馬光的《資治通鑑》与司馬遷的《史记》並列为中国史学的不朽巨著，所謂“史學兩司馬”。宋末元初胡三省評價此書：「為人君而不知《通鑑》，則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惡亂而不知防亂之術，為人臣而不知《通鑑》，則上無以事君，下無以治民，為人子而不知<通鑑>, 則謀身必至於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後。」清代王鸣盛認為：“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读十七史，不可不兼读《通鉴》。《通鉴》之取材，多有出正史之外者，又能考诸史之异同而裁正之。昔人所言，事增于前，文省于旧，惟《通鉴》可以当之。”

《通鑑》成书不久，其体例後世仿效亦眾，著名的有南宋金屐祥作《資治通鑑前編》、南宋李焘的《續資治通鑑長編》、秦緗業的《資治通鑑長編拾補》，李心傳的《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專記宋高宗一朝史事，此書是為續李燾《续资治通鑑長編》而作，徐夢莘的《三朝北盟會編》，專記宋徽宗、欽宗、高宗三朝與金人和戰之事。南宋史家袁樞讀《資治通鑑》，因分事立目，共記二百三十九事，另附錄六十六事，鈔輯成書《通鑑紀事本末》，開創“紀事本末體”之先河；朱熹著《資治通鑑綱目》，用意在標榜「正統」、「名教」之思想；王夫之著《讀通鑑論》，清代徐乾學的《資治通鑑後編》、毕沅的《續資治通鑑》。历代研究者不乏人，使其成为一门专门学问，即“通鑑学”。

但是《資治通鑑》也有不少缺點，如《資治通鑑》著重於政治與軍事的著墨，對於經濟方面記載不多，《通鑑記末本末》只收錄二則與經濟有關的史料，至於文化、藝術、宗教談得更少。杜甫這樣的人物，甚至只提到一次。柳宗元是政治人物，文學地位雖小於杜甫，司馬光卻把他的《梓人傳》、《種樹郭橐駝傳》兩篇大作收錄起來。明代嚴衍熟讀《資治通鑑》，著有《資治通鑑補》，列舉通鑑有七病（漏、復、紊、雜、誤、執、誣）。

二十世紀，台灣作家柏楊譯有《柏楊版資治通鑑》、《柏楊版通鑑紀事本末》等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