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活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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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活運動（簡稱新運）指1934年至1949年中華民國政府推出的公民教育運動，橫跨八年抗戰。新運雖然標榜“新”生活，內容卻是“舊”的儒家倫理思想。該運動最後因中華民國政府於1949年內戰失利「暫停辦理」，無疾而終，總體成效不大。

[编辑] 緣起

「新生活運動」這個名詞，最早見於1934年2月17日，蔣介石在南昌於調查設計會所作的演說〈新生活運動發凡〉。演說中，蔣介石指出：

所謂革命者，即依據一種進步的新思想（主義），以人力徹底改進各個人以至整個國家之生活形態之謂。簡言之，革命即生活形態之改進也。吾國革命之所以迄今尚未成功，即在於全國國民之生活形態始終無所改進。

蔣提出的「新生活」是「先求全國國民於食衣住行四項實際的基本生活能澈底改進之一種社會教育的運動」，是使國民革命得以成功，中華民族得以復興的手段。兩日後，即2月19日，蔣在南昌行營擴大總理紀念週以〈新生活運動之要義〉作演說，一般視之為新生活運動的正式開始。

事實上，與新生活運動有關的準備，尤其在思想方面，早已有跡可尋。1932年4月，蔣介石對中央政治學校學生所作的演說〈人格與革命〉中，即已提出除了「親愛精誠」四字以外，尚要加上「禮義廉恥」方能「挽救墮落的民德和人心」、「改造革命的環境」、「確定我們革命的基礎」。他又發表〈復興民族之根本要務——教養衛之要義〉，說明「禮義廉恥」的重要，謂唯有教育和「禮義廉恥」「纔是復興的唯一工具」，又從古人所謂「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引申出「四維既張，國乃復興」的結論。

新生活運動以「禮義廉恥」為重要思想，這是蔣對挽救中國危亡的一貫看法。蔣強調這是和孫中山思想一脈相承。孫中山在《三民主義》裏提出恢復中國民族地位的方法之一，乃係恢復固有的道德。他認為中國人在接受新文化的同時，萬不能將舊文化中的精華——例如固有的「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即後來蔣介石口中之「八德」）等舊道德——視為糟粕一併放棄，必須予以保存且發揚光大，方能使民族地位得以恢復，因為這些正是中國比外國優越之處。由是，國民黨奉為圭臬的《三民主義》是新生活運動的合法性來源與理論權威。

新生活運動在思想層面上，糅合了中國傳統禮教、服從唯一領袖的法西斯觀念、日本傳統的武士道精神、國家利益為重、以至基督教價值觀的元素^{[來源請求]}，這可見於蔣發起新運過程中的言論與做法。

有謂蔣介石在巡視時看見一個吸紙煙的小孩，有感國民生活不堪，萌生發起新運的意念。^{[來源請求]}對蔣介石這件「軼事」的說法甚多，雖有過份簡化其動機之嫌，但無可否認，這事道出了新運的出發點——從國民的基本日常生活做起，務求達致一個全面的社會風氣的革新。

[编辑] 新運內容

“禮義廉恥”（四維）是新運的中心思想。蔣介石要民眾把“禮義廉恥”結合到日常的“食衣住行”各方面。新運想要做到的，不僅是表面的市容清潔、謹守秩序，而是“要改革社會，要復興一個國家和民族”¹。蔣介石理想化地希望新運能使人民改頭換面，具備“國民道德”和“國民知識”，從根本上革除陋習。

[编辑] 三化

如果說“禮義廉恥”是新運的理論基礎，則“三化”就是實踐理論的行動指引。所謂“三化”，就是“生活藝術化、生活生產化、生活軍事化”，三者又以「軍事化」最為重要^{[來源請求]}。

所謂「藝術化」，就是以「藝術」為「全體民眾生活之準繩」，告別「非人生活」，力行「持躬待人」並以傳統之提倡「禮、樂、射、御、書、數」六藝為榜樣，以藝術陶養國民，以達「整齊完善，利用厚生之宏效」。

所謂「生產化」，則旨在「勤以開源，儉以節流，知奢侈不遜之非禮，不勞而獲之可恥」，從而「救中國之貧困，弭中國之亂源」。

而「軍事化」在〈新生活綱要〉中列於最末，但卻是「新生活」的核心所在。在〈新生活運動之要義〉中蔣介石即有這樣的陳述：

我現在所提倡的新生活運動是什麼？簡單的講，就是使全國國民的生活能夠徹底軍事化！……勇敢迅速，刻苦耐勞……能隨時為國犧牲！……養成這種臨時可以與敵人拚命為國犧牲的國民，就要使全國國民的生活軍事化。所謂軍事化，就是要整齊、清潔、簡單、樸素，也必須如此，才能合乎禮義廉恥，適於現代生存，配做一個現代的國民！

蔣舉日本人民之能「洗冷水臉」、「吃冷飯」的例子來說明日本人「早已軍事化了，所以他們的兵能夠強」，故此要求中國人民達致同樣的標準。由此可見，提倡軍事化生活之目的，乃在於「安內攘外」，藉此提高國民政府動員人民之能力，一方面與中共抗衡，同時也為準備對付來自日本的威脅。

1936年，蔣介石又在演說〈新生活運動第二期目的和工作要旨〉中將「軍事化」等同「現代化」：

所謂『現代化』者，就是要『科學化』『組織化』和『紀律化』，概括的說，就是『軍事化』……由此可知我們的生活要『科學化』『軍事化』的意思，就是要徹底剷除過去一切虛偽自私含糊，因循苟且等一切不適合現代的積習，實實在在力行『整齊清潔簡樸勤勞迅速確實』的新生活。

總括而言，蔣介石的想法是從人民的基本生活開始，改善其習慣與素質來達致所謂「救國」「復興民族」的目標。

縱使新生活運動未能達致預期效果，也招致社會上不少質疑，但總的來說，新生活運動提倡改良生活，某程度上仍具積極意義。徐中約認為，這種提倡至少能達致心理上的積極作用，使國民在面對日本的威脅下，存有有所作為之感。^{[來源請求]}

[编辑] 新運活動

新運總會曾於1935年 3月發出三份對如何實行“三化”作了極詳盡規定的文件。文件條目分明，內容瑣碎，對人民生活方式規定嚴格，如生活藝術化的“有暇時常至野外旅行”；生活生產化的“年未滿六十歲者，不得設宴祝壽”；生活軍事化的“提倡冷水洗浴”。

除了由個人生活做起，新運促進會也舉辦各種活動。參考各省市的工作概況，戰前的新運工作大致不外乎提倡清潔和守規矩。“規矩”方面有守時運動、節約運動、升降旗禮等；“清潔”則有夏令衛生運動、清除垃圾和污水、滅蠅競賽等。亦有針對愚民陋習、不良風氣的活動，如識字運動、禁煙消毒（即禁毒）運動等。由於新生活運動力圖直接干涉物質生活與經濟，有學者如James Thomson將新生活運動譏為「建基於牙刷、老鼠夾與蒼蠅拍的民族復興運動」。^{[來源請求]}

[编辑] 組織

1934年7月，「新生活運動促進總會」於南昌正式成立，統領全國各地新運之工作。蔣介石任總會長，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輝為主任幹事，設調查、設計、推行三個部門。1935年年底，蔣介石在南京就任行政院長，當時的新運已發展至全國，新運總會遷至南京，熊式輝因仍任江西省主席而不能赴京兼任新運職務，是以改由錢大昀任主任幹事。次年2月，新運婦女指導委員會成立，由宋美齡任指導長。1937年3月，新運促進總會組織略有變更，改正、副主任幹事為總幹事、副總幹事，由黃仁霖擔任總幹事；改設計、調查為學校、訓練兩部門。

[编辑] 戰時新運

抗戰開始後，新生活運動即與抗戰前有着明顯的分別。

思想方面，抗戰前以「四維」規範人民的日常生活，戰時則強調紀律、節約和犧牲精神，要求人民無時無刻不忘抗敵。蔣介石曾將「禮義廉恥」口號釋為「犧牲自己的全部利益，全心全意奉獻給國家」，此外，也將「『禮』是規規矩矩的態度。『義』是正正當當的行為。『廉』是清清白白的辨別。『恥』是切切實實的覺悟」，在1939年新運五週年時，修訂成「嚴嚴整整的紀律」、「慷慷慨慨的犧牲」、「實實在在的節約」、「轟轟烈烈的奮鬥」，這都是為了鼓勵軍民奮力抗戰的需要。

此外，新生活運動促進總會在抗戰時遷到漢口，到後來遷至重慶，工作已由原本着重道德生活教化，轉為一個「無所不包、無所不是」的運動。隨着抗戰的需要，節約獻金、空襲救濟、搶救難童、成立傷兵之友社，以及在重慶成立陪都新運模範區等，都成了新運的工作範圍。雖然新生活運動的成效於戰前一直不如理想，但新運組織的網絡和動員能力，卻為戰時的服務提供了方便，對抗戰起了正面作用。